怀着歉疚与期盼飞向远方的亲情

（2009年6月8日  上海飞往温哥华的AC026航班）

这次乘坐的是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波音767飞机，那公务舱的座位是斜排的每个人之间有隔断的私人空间，再也不要顾忌对邻座的影响，尤其避免了靠窗的旅客必须把靠走廊的旅客叫醒才能走出的尴尬和靠走廊的旅客刚刚入睡却被叫醒的不快，显得十分的人性。下午3：45起飞，我仍然习惯地在起飞后即放平座椅，放松而没有干扰、美美地睡上一觉。醒来尽管只有5点多，舷窗外已近夜色，呆呆地望着窗外，想着这次加拿大美国的工作访问，可以看到已在美国留学一年的女儿，一种歉疚之情不由浮现：

女儿香港大学毕业后，去年8月去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一人闯荡在外，艰辛可想而知，尽管思乡情切，阴差阳错又没能回国探亲，转眼迎来5月的毕业典礼，众多中国同学家长纷纷赴美，少则两周，多则一月，见证和分享孩子带上硕士帽那喜悦和骄傲的同时，利用孩子典礼后的假期全家漫游美国。女儿来信询问，我们商议半天，终因考虑到我申请因私护照的手续复杂，怯于向组织开口而未能成行。这次因公北美访问，在华盛顿逗留只有一天半，其中还有公务活动一天，而女儿已经进入紧张而压力巨大的美国律师资格考试的准备阶段。虽然女儿乖巧体贴，但看到人家同样国内的父母都能双双赴美，共享天伦之乐，我却只能因公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短暂相聚，偶尔也不免会有嗔怪之意。

我一辈子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把事业、单位的事当作正事，放在首位，宁可委屈自己；私事家事往往怯于向组织和领导开口，因此也对家人，尤其女儿有许多歉疚：

记得她出生的那天，恰逢我总住院值班。那时总住院是一周三个班，换班是不可能的，除非叫高年主治医师替班，犹豫半天，最终没有开口。那天早上，我请假一小时，把夫人送进产房，晚上9点许，我在手术台上主刀一个肠套叠患儿手术，搭档的麻醉师得知我夫人正在临产，主动帮我打电话询问，才得知女儿已经平安出生。我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点，交班后才急忙赶到产房，用那带着橡皮手套气味的双手，抱起已经出生整整12小时的女儿。

记得女儿才3岁半时，高烧38度，那天我上午已安排手术，夫人出差在外，而幼儿园一般不允许发热的幼儿入园上课。我就给女儿早上打了退烧针，仍然送她上幼儿园。我刚进手术室洗手，幼儿园老师的电话就追来，说孩子烧得厉害，是否应该去医院就诊，我回答我就是儿科医生，先给她服用我放在她小花褂口袋里的退烧药，让多喝点水。一直等我手术结束后才把她接回家。

孩子上小学，就在我单位附近的向阳小学，每天是我自行车带着上下学。但遇到我出差，上学她妈妈可以送，放学等她妈妈从外滩赶来已经要晚上7点多。于是我在前一天带她换乘二辆公交车，穿过繁忙的中山西路，自行回家，才一年纪的女儿，就开始学会颈上挂个钥匙、自行坐车回家。

转眼高考，不少家长预约出租车、接送到校门。我只在前一天，陪她一起骑自行车到天钥桥路的考场认个路。高考那天，我们就和她在电梯口叮嘱挥手，三天全让她一个人骑车应考。

孩子很争气地考上复旦大学，当年香港大学要在复旦、北大、清华新生中招生面试20名公费奖学金留学生。别人家长全是全程陪同，我们夫妻俩那天都有公务，就让孩子自己去。上午笔试后，中午孩子在已经放假的校园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就在小卖部买了个蛋糕，一口咬下去，那蛋糕已经变质酸了，马上吐掉；旁边一个并不认识的考生家长，看着不忍，给了一个面包充饥。就这样，下午三轮面试，她脱颖而出，如愿地获得了香港大学公派奖学金名额，自己选好专业签完合同，晚上8点一个人回到家，手里挥着香港大学法学院入学通知书，大叫一声：“我天才吧”，乐得我们闭不拢嘴。

香港四年，美国一年，女儿在外闯荡转眼已经5年。尽管每年放假也会回家，毕竟分多聚少，甚是思念。想着这次尽管只有半天时间，能与爱女小聚一会，亲眼看看她就读一年的校园、生活一年的公寓，还是十分期盼的……，想着，嘴角不由微微向上，有一种幸福憧憬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