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冬日

                                ——难忘的1977年高考

三十年前的今天，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中止了十一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也因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至今难忘那充满灿烂阳光的冬日。

高考一直是我追逐的梦。我出生在大跃进时代的中国最大的机电工业基地——上海闵行，童年与学生年代都在那里度过。尽管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但朴实的工人们往往以一种异常敬佩的口吻来述说那时十分稀少的知识精英，“大学毕业生”是人格高尚、智慧超群、生活优越的代名词，高考进大学是每个家庭对孩子最高的奢求。有幸的是，在那文化荒芜、知识贬值的岁月里，我能在一个小学和中学同学的家中做了近3年的“陪读侍郎”，那个担任技校老师的同学父亲，以私塾般的教学，让我和他的二个儿子顺利地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初中数理化的课程。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启蒙老师。在他家的耳闻目睹，使我我学会了喝咖啡、打桥牌、吃夜宵等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小资情调，而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也深深地浸入我的骨子里。上大学，成为我们共同的梦想。记得那个秋夜，我象每天一样，晚饭后背着书包到启蒙老师家去，他给了我一本文革前的中考练习题集并告诉我：以后不必再到他家读书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我十分愕然，只能泱泱地离去。后来知道那时社会上正在抓“长胡子的毒害青少年的人”，可见那个年代知识学习环境的恶劣。

1972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的教育界“回潮”，把当时我就读的闵行中学那批重点中学老师们骨子里的尊重知识、敬业育才的热情大大释放：测验考试、数学竞赛、外语朗诵、成绩排名……。我与班里的那几个尖子明争暗斗，常能名列前矛；数学竞赛班级预赛第一，学校决赛眼看以最快速度做到最后一题，那高中课本才有的勾弦定律求园面积的题目把我生生卡住，最后得了个第三；俄语比赛也能拿个优胜；语文作文能在全校广播……。尽管二年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那一切重新否定，但对自己学习能力和成绩的自信，更期盼那遥远似不可及的高考上大学的梦想成真。

                      中学毕业时的“七君子"留影

1977年，我已经中学毕业分配到地段医院、中医伤科学徒二年后满师。身穿白大褂、手有处方权、月薪为全国普通工人统一的36元。与那些去广阔天地战天斗地的中学同学相比，我是衣食无忧，最应该满足的。但冥冥之中的大学梦，一直在我脑中萦绕：我自学解剖、英语，希望能报考电视大学；我积极要求进步，希望能被推荐上学……。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确实令我兴奋！梦寐以求的学府大门突然向我敞开。但那非常时期的非常高考的门槛让许多人却步：十年积压的考生，使1977年的高考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竞争最激励的一次，当年报考570万人，招生名额2万7千多，录取率仅4.6％，即1/29的可能。而我要面对的竞争对手，包括系统完成6年中学教育的66～68届的“老三届”毕业生，更有众多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卧薪尝胆者。

再次验证了性格决定命运。不同性格的中学好友在77高考这一人生转折点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不同轨迹：中学毕业就被幸运推荐读大学的老同学，顺风顺水，毕业留校、出国谋生，目前在大西洋彼岸从事IT工作；稳重刻苦、擅长文科的挚友，选择精心充分准备，不争朝夕，如愿于78年金榜题名，毕业后即留学美国，以他的执着在美国社会学界拥有中国学者的一席之地，将儿子培养成一个获美国总统奖的哈佛学子而自豪终身；那个聪明伶俐、家中独子的中学精英，因父母对大学毕业后全国统一分配的顾虑，选择在职读业余大学，至今怀才不遇，浪迹天涯；我和另一个激情同学，读着“勇敢站出来，接受祖国挑选“的大红标语，毅然报考：我因为当初“社来社去”政策的影响，报考了实际上当初我并不喜欢的医科；那个同学因为擅长文科报考了华东师大。结果我们双双成为那“七君子”中至今留守国内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难忘那复习迎考的冬日。从《意见》颁布到我们走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任何辅导资料，拿起65年的高考试卷，我们所谓中学四年读的“工业和农业基础知识”与高中数理化完全不接轨，我自学的初中代数还凑合，一碰到高中的立体几何、函数曲线就彻底傻眼。好在母校闵行中学老师们举办了几期高考讲座，用公式强记、解题速成、押题猜题的非常方式，给我们这批满腔热情而基础甚差的考生进行强化训练。

1977年的冬日，我踩着冰霜走进考场。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日高考，与其说是570万考生在寒风中用热血书写理想，不如说是历史在冬尽春来之际铭刻悲壮。这也是我人生的唯一一次高考，那一切历历在目，铭心难忘：12月11日上午，我们是数学考试，开始的代数我还很自如，到一半左右，随着函数的出现，我只能半蒙半猜了，最后的立体几何，我简直一筹莫展。中学期间每次数学考试都会复算一遍而提前交卷的我，就如此平生第一次晕晕糊糊地在铃声响后交卷，木讷地走回家。那情绪一落千丈，下午不去考的念头数次闪现。是父亲一句“你考不出，人家未必考出”，使我重新走进考场。这段经历成为26年后当女儿高考第一场数学考试砸闷后我开导和鼓励的范例。下午的政治考试，对在火红年代每天下午“七君子”坚持学习的我们如雨得水。12月12日上午的理化考卷让我倍受鼓舞，母校化学老师的猜题竟然八不离九，而物理最后的力学与速度的考题正是我初中自学的强项。下午的语文考试，只有20分是基础题，当年上海卷80分的作文题是记述文“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或评论文“驳‘知识越多越反动’”。尽管我的评论文更拿手，但听取了指导老师的意见，怕政治题目评分随意，保守地以医院一个员工利用业余时间修好医院供暖的事例写了记述文。对自己靠写小评论、调查报告练就的构架、层次、表达，自己还是有点信心的。

77高考后的我们，精神压力确实比现在的考生要小得多。“一颗红心，二手准备”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当初知识、学历的作用没有充分显示时代的真实心态。第二天我就正常上班，那时考上是惊喜，落榜是常理，一切反而很自然。我在高考一周后又参加了电视大学的考试，并在二周后顺利地拿到了电视大学医师班的录取通知书。记得那个上午，地段医院的广播突然呼叫我的名字，瞬间，整个医院都知道我以第一志愿，被全国重点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录取。大家奔走相告，那是整个医院的骄傲，我却站在一边，傻傻地笑着……。

1978年2月18日，医院的卡车二边贴着“欢送上大学”的红幅，敲锣打鼓地来到我家，我被批上大红花，告别了欣喜泪下的父母。在医院院长、团支部书记的陪同下，沐浴着冬日阳光后的春风，沿着我人生的新轨迹，走过了1977年高考这个里程碑。

                       大学期间在华山医院实习时的旧影     

在我童年朦胧的印象中，父亲是寡言、威严而又病弱的。每天下班回家，父亲身着中山装，虽然已洗得发白，仍整洁，风纪扣永远扣得紧紧；进门就脱下那顶藏青色的八角帽，露出早谢的、在稀疏白发前光亮的脑门。晚饭的餐桌上，传统宁波家庭熏陶下的祖母与母亲，总是把家中最好的菜肴，无非就是红烧肉、带鱼、油爆虾之类的，用一只小碗盛好，放在父亲面前。我们三兄弟加上一个长期寄养在我家的表哥，从来不敢往那个碗里伸筷的，那是父亲作为一家七口的顶梁柱的特权。父亲默默地把那小碗里的菜给我们每个碗里夹上一点，那是我们一天最期望和快乐地时刻。但父亲半夜中常常因胃痛而呻吟，全家被吵醒后看着他黄豆大的汗珠和痛苦的面容，这往往使年幼的我十分恐惧和束手无措。

随着我的成长和成熟，才意识到父亲的骨子里浸透着中国千百万普通老百姓最优秀的品质：正直、忠厚、老实、本份。从祖母的述说中知道，父亲也曾是一个热血青年，解放初期他被选为黄浦区第一届人民代表。五十年代，党的一声号召，父亲毅然离开几代居住的市中心凤阳路的老屋，携母带妻，来到远郊的闵行，成为新中国机电基地的第一批建设者。六二年国家自然灾害期间，他又一次响应祖国号召，举家下乡到上海县徐家宅农村务农，住土屋、干农活、减轻国家负担。三年后返城，被安排到离家更远、集体性质的电动工具厂，比原来国营大厂工资低二级，也是无怨无悔。几十年如一日，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当祖国需要时，他义无反顾地用他那微驼而单薄的肩背，挤进支撑祖国栋梁的行列。我从不会象许多年轻人那样的吟唱：“父亲象座山……”，但悠悠岁月让我懂得：父亲是值得我敬重的。

1968年的那个夏夜我终身难忘。父亲因为过去在履历中如实描述解放前做过糖行掮客，一年进出几十万斤糖；曾经有人让他到一个地方（好像是什么路的七十几号）开会，让他参加什么组织，他没参加。但在十年浩劫、无限上纲的岁月中，这就给父亲带来了灭顶之灾，父亲以“大资本家”“七十六号汪伪特务”的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父亲已经几个月没有回家，母亲一个月几次去送些东西，也从不和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说些什么，但家中那种窒息样的压抑气氛使我们都很知趣。那个夏夜，母亲突然拖着我急冲冲地向那远在十几里外地工厂走去。到达了一个破旧地一层砖房前，看守“牛棚”的造反派把门打开，在一间宽旷的屋内，昏暗的灯下可见一个地铺，六块砖上放块木板做桌子，前面放着个小板凳，父亲穿着老头短裤和白色圆领衫，满脸胡子络腮，呆滞的目光看着我。当时十一岁的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那惨烈的哭声至今常常在我的噩梦中响起。后来得知，老实胆却的父亲，不能忍受那不白之冤和精神折磨，竟吞服水银自杀，幸被及时抢救而生存。母亲把我带去，是希望用那份亲情唤起他生存的勇气。那天回来的十几里路，我拽着默默疾走的母亲的衣角，一路哭泣着，没有路灯，那天，真黑……；似乎没有尽头，那路，真长……

父亲另一个令我诧异的举动，是在我中学毕业前的半年，年已半百、胃病卅年的他，毅然决定住院手术。平时连打针都害怕、性情懦却的父亲，这次异常坚定和勇敢。半年之后，父亲以术后需要照顾的理由，将原本可能去近郊农场的我留在城内，舔犊之情，豁朗昭然。

晚年的父亲，他那随和和本份的性情，让他生活得很滋润与满足。清晨漫步于街头梧桐之下，踏青于红园河畔涧旁；社区的老年活动室，更是他每日必去之处，国事家事、棋牌娱乐，父亲更多的是倾听旁观，用那二个硬币不断地拔下下巴稀疏的胡须，浸透着一种会意与惬意；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更是父亲的骄傲与欣慰，每年除夕，四家十一口人，围着一个堆满菜肴的大圆桌，在一片祝福声中，父亲在酒足菜饱、面红微醉之时，从口袋里掏出母亲早给他包好的压岁红包，给孙辈们一一递去，然后，那满是皱纹的笑脸上眯成一条线的眼角总会有几滴泪水溢出，右手习惯地抚摩起自己光亮的脑门的动作，使我们知道那是他最幸福和满足的时光。

耄耋之年的父亲，动作已不那么敏捷，步态开始蹒跚，但儿孙辈的事老在脑海中惦记：那些年已半百的儿辈的工作、升迁、离退，他都似乎不经意的还是要过问、叮嘱；孙辈们的考试、升学，他也会询问关注；当得知我购房置屋，他会几天转碾不安，直至我将房款的来源、贷款计划全盘托出，他才放心，并反复叮嘱要我廉洁奉公、正直本份。

父亲，是一本书，是一面镜。他以自己的言行与人生，教会我做一个真正的人。

 ——谨以次文献给我人生第一次记得的“父亲节”

    听说几位医院管理同仁聚会时，谈起我泪别汾阳园的情景，加上那二个实际上并不在现场的fans的渲染，不少好友十分惊诧，不敢相信血性男儿的我也有如此动情的一幕。我闻此言后，再读《别了，我永远的汾阳园》，仍然热泪盈框。我被自己感动的同时，更感叹那四年我的激情。

    激情来源于实现理想的冲动。我很欣赏讲授管理哲学的那个老师给理想所下的定义：“理想是对现实的强有力的批判与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陈述；是比现实更美好的远景描述与巨大的想象空间；是具有某种看起来与现实性相关的操作方法或实现途径。”正是对理想追求的执着，对理想实现的坚定，才造就如此一种荣辱不惊、勇往直前的激情。

    激情维系于发展空间的延伸。现状与理想境界的差距，许多人将其作为郁闷、苦恼、痛苦的根源，但对于有志于为理想不懈奋斗的人说来，或许正是激情维系的源泉。他们正是在永恒地、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演变过程中体会充实、快乐和幸福。他们往往并不惧怕奋斗历程中的艰辛和风雨，并且乐于不断拓展发展空间而来维系自己的激情。

    激情依赖于展示个性的舞台。奋斗者渴望一个责任明确、权利分明、目标清晰的平台。当这个平台可以充分展示个性、受到关注、甚至接受掌声之时，就成了奋斗者激情表演的舞台了。良好的体制机制是这个舞台的基石；和谐的环境和文化是这个舞台的背景；团队、人才、市场、效率、资产、品牌都是保证奋斗者激情演出成功的演员与道具。

    激情亢奋于严峻挑战的刺激。满足和安逸会使人感到悠闲和轻松，但久而久之往往会感觉似乎缺乏什么？挑战和考验，尽管会使人感到压力和劳累，但也往往刺激奋斗者的激情。他们不喜欢重复每个人都会和反复循环的事情，他们更钟爱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做别人因畏惧而不敢做的事。接受挑战和接受考验，会使奋斗者激情昂然。

    激情激励于不断成功的鼓舞。在为理想奋斗的历程中，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其用智慧和心血换取的成功，将会是激情最好的催化剂。智慧之人，会在成功的同时，总结经验、弥补不足，以更大的激情去投入和换取更大的快乐和满足。

     已经历半世的我，深知机遇、舞台、空间都有许多偶然的因素，常会受到体制、环境、人际等许多因素的制约。但是，无论是事业、生活，一个有理想的人是应该永远拥有激情的。这种激情，不应该随岁月而消退；不会因挫折而消逝。我们应该永远保持激情，在人生的舞台、奋斗的空间，将自信的微笑留到永远。

    周一清晨，在我的博客上看见了一个陌生人的留言。“高医生”的称呼，在听多了“高教授”“高院长”的称呼后显得那么的亲切和久违。诉说的是16年前我诊治年仅12岁的他的一段故事。看了那个已经大学毕业、成人成才的27岁的小伙子，崇尚着“亮剑”精神（我也十分喜欢的一部电视剧）、以“恩人” 为博客标题、以“老子”为第一人称代词诉说的故事（http://icbc-60032.spaces.msn.com/blog/），我震惊，我被感动。

    或许我已记不得许多病孩的容貌病情，或许我已记不得我曾借给一个肿瘤病家20元钱，因为这样的病例太多太多、这样的举动是大多数医生都会如此的人之常情。但我记得他：我应用国产沙培林注射治疗淋巴管瘤的第一个病例！我在统计分析中无数次阅读的那个名字；我在学术交流中无数次展示的那组照片的主人公！不象网友想象的那样“他只是我临床试验运气较好的小白鼠”，在当时普遍应用手术治疗淋巴管瘤的中国、在等级分明戒律森严的医疗界，我，一个大学毕业才8年的年轻医生，仅凭借翻阅了国外的相关文献、应用国产同类药物、在一组动物试验的基础上，进行如此临床治疗，其需要承担的精神压力、医疗风险责任不是常人可以理解的。但正是象小宫母亲那样的愿望和支持，正是象那个不能成功的孩子的眼神和理解，正是医生的责任和病人的义务，使我们共同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我们应该承担的一切。也正是如此，我们医患一心，创造了中国应用沙培林注射治疗淋巴管瘤的第一例，使这个疗法至今已成为中国淋巴管瘤治疗的首选方法（中级医刊  1993；28：29 ; 中华小儿外科杂志 1993；14：175）。

    令我震惊的是：十五年后的今天，一个当时12岁的孩子仍会清晰地记得这一切，会一字不差地将其脑海里一直铭刻的医生姓名通过google去搜寻，能那么详尽和用那么敬佩的口吻描述着当时的一切。我被感动：为了这一刻，下辈子我还当医生！

    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个清晨，当我刚刚走进病房，一个年近六十的浙江农村老太太，拖着一个十多岁的胖墩男孩，见了我就对那孩子说“孙子，快，给你恩人磕头！”一问才知道，那个孩子就是我在1988年除夕之夜的鞭炮声中急诊手术的先天性肠闭锁的孩子。为了感激我的救命之恩，他们给那孩子取名“思高”。那一刻，我又一次喜泪盈眶。

    在一个没有主导宗教和历经政治劫难、人们的信仰正在摇摆迷惑的泱泱大国；在一个正从精神禁锢向改革开放过渡、物欲横流也不免成为一种潮流的浑浊年代；在一个媒体将千分之一的医疗纠纷和个别害群之马的不正之风大肆渲染，人们习惯以趋利和钱欲的动机去评判一切的当今社会，一个人要想维护点神圣、保持点纯洁、做一点好事往往会很难。尽职奉献被质疑、见义勇为受争议、助人为乐遭误解的故事比比皆是。以救死扶伤为职责、白衣天使为形象的医务工作者，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贬低、医患关系紧张和大众信任危机。委屈、迷惑、无奈的情绪正笼罩着整个医疗行业。这种情形下，许多医生会丧失自我，也有人在历经磨难后不懈奋斗。上述的二个令我感动的事例，证实老百姓手中有一杆称，责任、执着、认真、善举必然会被认可。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一点付出，许多患者会铭刻在心，感恩一生。这就是医生的最大欣慰！相信良知、相信历史，在漫长而短暂的生命时间和多彩而噪杂的社会空间中把握住自己的人生坐标！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耳边再一次回响起那首这半年中无数次诉说我心声的流行歌曲。今天，真的要走了,百绪交感,依恋？惆怅？伤感？很难用文字描述那种心情。但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是真实而明了的：作为主人，最后再走一遍伴我度过了难忘的四度春秋、倾注了我太多心血的汾阳园。

    来了宝庆路19号的分部，那与衡山路法国风情混为一体、那紫罗兰和土黄色勾画出来的建筑，那“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和“汾阳视听医学”的标识……熟悉而亲切，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建筑4年的变迁或许正是这个医院4年历程的一个缩影：思绪飘到4年前，这座购置了近2年的楼房，斑驳的外墙、脏乱的环境，在这幽静而风雅的衡山路上，或许会使人联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破落贵族的形象，除了5楼那几间灰暗灯光下的临时病房，整座大楼几乎空置着，遗留下许多原业主装修的痕迹和许久废用的陈腐味，似乎期待着新主人来重塑她在衡山路上应有的品位、再显她曾经喧闹的门庭。而今的分部，已成为汾阳园的一个品牌，6楼那中国最先进的听觉语言康复中心、5楼的力声特听觉医学研究所，是我们听觉医学临床中心创建亚洲一流学科、成为国产电子耳蜗第一家的标志；2楼的视光学中心，从当初租借准分子激光设备，到如今集医学验光、弱视训练、准分子激光手术为一体、世界顶尖杂志《自然》的论文、卫生部重点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承担，正以奇迹般的崛起描绘着明天的宏图；1楼和4楼的汾阳视听医学，更是以全新理念的医学配镜中心形象、全国创先的助听器选配市场、优雅的贵宾配镜室，尤其是从年收入800万到3500万、年利润100万到1000万的骄人业绩，向人们述说着以医院为依托、用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创出一爿新天地的美丽故事。

    我随着冬日的阳光缓缓走进汾阳园，站在那那棵象征着汾阳园经历坎坷而又顽强成长的歪脖子凤杨树下。正前方是去年刚落成的创院先辈、中国眼耳鼻喉科一代宗师胡懋廉和郭秉宽的塑像，“精诚、团结、求实、创新”的院训在阳光下耀眼夺目；凤杨树的右侧是去年落成的新门诊大楼，那我喜欢的浅褐、玉白和灰黑有机组合而成的现代建筑，她一定也见证了那一刻：在新门诊大楼落成典礼上，那个矮个子退休老教授兴奋地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圆了我们职工几十年的一个梦”。返身望着那刚刚改建完成、与门诊大楼风格一致的综合楼，我思绪停留在它的原貌： 4年前我揣着院长任命书走进医院时所看见的老白楼，那曾是我视听医学启蒙之处的示教室、我梦寐以求而失之交臂的门诊楼，而在我20年后再次走近时，她却显得那样的嘈杂拥挤、那样的苍老憔悴。如今，正是那老白楼，见证了我与汾阳园人在这里忍辱负重、奋发崛起的四度春秋：怎能忘，上任初始，那个几乎遍及基建设备产业后勤的经济涉案所带来的信任危机和沉重压力；怎能忘，改革初期，那流言肆虐匿名信小字报如黑云压顶的严峻考验；怎能忘，汾阳园人众志成城、抗非典、战高温，创造了门诊量超百万、手术量上三万的工作奇迹；在这里，我们汾阳园人勇敢改革、大胆创新，走出了上海卫生人事分配改革的新路；在这里，我们汾阳园人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智能化预付电子收费、人均门诊、人均手术……一个又一个上海之最；在这里，我们汾阳园人让复旦眼耳鼻喉科品牌跨浦江、下永康、遍绍城，演泽出中国眼耳鼻喉科医疗集团的雏形。老白楼可以见证：在汾阳园的悠悠历史长河中，我这4年，虽然只是轻舟一叶，但却凝聚着我作为一个医院管理者的许多理念和心血，演泽着我作为一个汾阳园人的毕生理想与追求。

     随着新门诊大楼内的载客扶梯的徐徐上升，来到了6楼的报告大厅，面对着空无一人的数百个座椅，我仿佛看见许多熟悉的面容，似乎听见那雷鸣般的掌声，一幕幕与汾阳园人心灵沟通的情景逐一浮现：第一次亮相，我以坦诚的自我评价、务实的发展理念，向汾阳园人展示了一个渴望信任和理解、愿意热情献身的奋斗者的形象；五十周年院庆典礼上，我代表医院在忆昔抚今、弘扬传统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以“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为手段，建设中国眼耳鼻喉科学术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以汾阳路为中心，辐射周边，建成专业特色明显、医疗信誉可靠、小而精的现代化专科医院的宏图；2002年述职报告中酸甜苦辣的感受和“作”“理”“爽”“凡”的自画像的真情倾诉，2003年医院迅猛发展、全面阳线上升后的“真情述喜忧”，2004年以“心愿”形式预示激流勇退的“辉煌数春秋”，将真我展示给了汾阳园人；去年金秋那次中国眼耳鼻喉科管理高峰论坛会，那种重铸辉煌的自信和自豪更是感染了每一个汾阳园人；最让我感动的瞬间，却是在今年医院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眼科和耳科德高望重的学术泰斗西装革履、红袄绣巾，同台高歌《同一首歌》，我不禁泪湿前襟，这将定格成永恒的记忆。

     不知是潜意识还是不由自主，我再一次站在了那欧罗巴风格的十号楼前，那是汾阳园辉煌历程的象征，也是我无数次梦寐依稀的地方。这是汾阳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缩影，这是汾阳园人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支柱。这里云集过中国眼耳鼻喉科的学术泰斗和名医大家，这里演泽着中国眼耳鼻喉科事业蓬勃发展的骄人业绩。记得，今年年初的那次带有一些告别色彩的述职中，我将院士、杰出青年专家、国家级重大成果、重大项目和新病房大楼完成作为我“希望不是最后一次汾阳园述职”的愿望。或许，冥冥之中我的汾阳园之梦终是要圆的，在我离职前的最后2个月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和重大项目、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复旦专科医院历史上的第一个院士，喜报频传。面对那庄重神圣的小白楼，我宽慰自己：我可以几乎没有遗憾地告别我的汾阳园了。

    最后一次坐在我的院长室内，看着熟悉的一切，想起4年前我在《汾阳园，我的梦系所在》一文里的一段话：“在这里，我将奉献我人生的又一段时光，与汾阳园的凤杨树一起见证这方热土上美丽精制的变化过程；在这里，我将再度历经数十个青灯黄卷、废寝忘食的岁月，与汾阳园的白楼一起见证这全国一流的眼耳鼻喉科学术基地和临床医学中心的崛起。”我慢慢的走到电脑台前，将鼠标轻轻点到“格式化”处，深吸一口气，重重地按下回车键，看着荧屏上迅速闪烁的倒记数，4年内写下的一切在瞬间消失，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如泉涌出，脑海中出现了那位著名作家的名言：“为什么我的眼中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太爱这片土地”。就在此时，彩铃声送来了那位一直很傲气、现已成为我知己的年青学科带头人的短讯：“精彩的乐章在高潮中落下了休止符。但休止符是短暂的，我们有理由期待您下一场盛会的开始”。是的，我该走了。我把办公室钥匙放在桌上，最后一次环视了那熟悉的一切，缓缓走出，轻轻地把门在身后锁上。

     别了，我永远的汾阳园！

   节日，是一个民族传统和社会生活的内涵展示。过节的感受也往往是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和精神世界的衍释。已年近半百的我，对现代年轻人热衷的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等“洋”节，仍不屑一顾；对元旦、劳动节、国庆节等国定节日，由于其特定的庆祝形式和长假几乎千篇一律的休闲方式，总感到缺乏个性；而随着慢慢的变老，那些中国传统的节日，每次都会使我有许多感受和联想：

    春节，是人们在红色中编织美梦、在喧闹中祈祷好运的日子。红灯笼、红窗花、中国结、大彩稠，加上满街的唐装彩袄，人们在红色的氛围中，按照自己的希望编织新年的如意美梦；“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拜年、祝福、短讯、聚餐，加上除夕初五的鞭炮声，人们在喧闹中用最美妙的词汇、最虔诚的姿态，祈求来年的平安鸿运。我已经不象童年时那样盼望春节的美食、新衣和热闹，每年还得费些心思使那很易使人疲累的拜年、应酬、休闲尽可能的新颖、别致一些。更要提醒自己把那理智敏慧的思维收敛一些，切忌扰坏了别人编织美梦及与那祥和气氛的不协调。但春节往往可以让人们把过去的烦恼丢弃在除夕，重新开始新的人生旅途，这是开朗自信的我喜欢春节的最大理由。春节，是我展示随和、分享快乐的节日。

    清明，是人们在万物萌茂开始的新绿中踏青春游、祭思亲人的日子。返绿的青草、翠绿的柳芽、嫩绿的新茶，祭拜祖宗、祭扫烈士、追思亲人，组成了中国几千年的清明时节图。然而，江南清明时节的涩涩阴雨，少时无数次兴冲冲的踏青活动被阴雨阻遏的记忆，加上清明的内容与那冥冥世界的内在联系，我的清明新绿往往带上一点阴涩、灰暗，而且也常与失望、懊丧所联想。四老俱全的我，原无刻意祭扫的任务，加上近年清明扫墓造成的交通拥堵，使我更倾向将享受新绿的踏青放在风和日丽的桃花三月或扬花柳絮的晚春。清明，似乎是我慢慢忘却的节日。

    中秋，是人们在蓝色的宁静中感受温馨、享受美满的日子。蓝色的月光下，捧着园园的月饼，在享受团园的满足时，遥望盈满的皓月，默默祈求每个亲人的平安；蓝色的灯光下，拉开园园的餐席，举起满满的美酒时，笑视满座亲人，齐声相邀来年的团聚；蓝色的萨克斯乐声中，端起醇香的咖啡，回味着团圆的温馨时，凝注四老妻小，深深体会美满的幸福。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半世的人生经历已使我不再刻意追求轰轰烈烈和成功辉煌，那种平安、团聚、幸福正是我的真心追求。中秋，是我真正喜欢和梦求的节日。

    重阳，是人们在金色中攀峰登高、敬老弘德的日子。在秋高气爽之时，踏着金黄的落叶，向那顶峰缓缓迈进的攀登，演泽着人生奋斗的真谛；在那万山巅峰之处，望着金红的夕阳，俯瞰满山枫红秋果的景象，感悟着春播秋收的喜悦；趁重阳喜庆之日，携妻带儿拎着礼物，给父母长辈带去一声问候一份孝心，让他们舒心的拥有金色的晚年。早已为人之父的我，已经逐渐体会“常回家看看”对老人的欣慰，中国的重阳节在我心目中是中国文化和东方美德的凝集。重阳，是我日益重视、珍惜渴望的节日。

    冬至，是人们在红火中迎接黎明、在寒冷中感受温暖的日子。在一年最漫长的夜晚，红灯高照、红汤边炉，亲人团聚，一起告别今年的冬夜，迎接明天又一个新的太阳，展望来年的春绿秋红；在一年最寒冷的冬日，火炉吐焰、火锅飘香，高朋满座，一起诉说童年的纯情，珍惜今天的每一份友情，感谢人生赋予我们太多的真情温暖。平凡而又爽直的我，无数次的策划在书房的壁炉前，在莎士比亚的诗声中度过一个安静的冬至夜，但我更渴望冬夜中的红火，寒冷中的温暖。冬至，是我感受亲情、拥有温暖的节日。

     节日，以不仅仅是人们喜庆团聚、灯红酒绿的日子。节日的五彩缤纷、过节的感受联想，已成为我精神寄托、情感渲释、领悟人生的日子。我尽情地享受我的每一个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