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冬日

                                ——难忘的1977年高考

三十年前的今天，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中止了十一年之久的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也因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至今难忘那充满灿烂阳光的冬日。

高考一直是我追逐的梦。我出生在大跃进时代的中国最大的机电工业基地——上海闵行，童年与学生年代都在那里度过。尽管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但朴实的工人们往往以一种异常敬佩的口吻来述说那时十分稀少的知识精英，“大学毕业生”是人格高尚、智慧超群、生活优越的代名词，高考进大学是每个家庭对孩子最高的奢求。有幸的是，在那文化荒芜、知识贬值的岁月里，我能在一个小学和中学同学的家中做了近3年的“陪读侍郎”，那个担任技校老师的同学父亲，以私塾般的教学，让我和他的二个儿子顺利地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初中数理化的课程。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启蒙老师。在他家的耳闻目睹，使我我学会了喝咖啡、打桥牌、吃夜宵等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小资情调，而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也深深地浸入我的骨子里。上大学，成为我们共同的梦想。记得那个秋夜，我象每天一样，晚饭后背着书包到启蒙老师家去，他给了我一本文革前的中考练习题集并告诉我：以后不必再到他家读书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去问。我十分愕然，只能泱泱地离去。后来知道那时社会上正在抓“长胡子的毒害青少年的人”，可见那个年代知识学习环境的恶劣。

1972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的教育界“回潮”，把当时我就读的闵行中学那批重点中学老师们骨子里的尊重知识、敬业育才的热情大大释放：测验考试、数学竞赛、外语朗诵、成绩排名……。我与班里的那几个尖子明争暗斗，常能名列前矛；数学竞赛班级预赛第一，学校决赛眼看以最快速度做到最后一题，那高中课本才有的勾弦定律求园面积的题目把我生生卡住，最后得了个第三；俄语比赛也能拿个优胜；语文作文能在全校广播……。尽管二年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那一切重新否定，但对自己学习能力和成绩的自信，更期盼那遥远似不可及的高考上大学的梦想成真。

                      中学毕业时的“七君子"留影

1977年，我已经中学毕业分配到地段医院、中医伤科学徒二年后满师。身穿白大褂、手有处方权、月薪为全国普通工人统一的36元。与那些去广阔天地战天斗地的中学同学相比，我是衣食无忧，最应该满足的。但冥冥之中的大学梦，一直在我脑中萦绕：我自学解剖、英语，希望能报考电视大学；我积极要求进步，希望能被推荐上学……。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确实令我兴奋！梦寐以求的学府大门突然向我敞开。但那非常时期的非常高考的门槛让许多人却步：十年积压的考生，使1977年的高考成为共和国历史上竞争最激励的一次，当年报考570万人，招生名额2万7千多，录取率仅4.6％，即1/29的可能。而我要面对的竞争对手，包括系统完成6年中学教育的66～68届的“老三届”毕业生，更有众多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卧薪尝胆者。

再次验证了性格决定命运。不同性格的中学好友在77高考这一人生转折点的选择，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不同轨迹：中学毕业就被幸运推荐读大学的老同学，顺风顺水，毕业留校、出国谋生，目前在大西洋彼岸从事IT工作；稳重刻苦、擅长文科的挚友，选择精心充分准备，不争朝夕，如愿于78年金榜题名，毕业后即留学美国，以他的执着在美国社会学界拥有中国学者的一席之地，将儿子培养成一个获美国总统奖的哈佛学子而自豪终身；那个聪明伶俐、家中独子的中学精英，因父母对大学毕业后全国统一分配的顾虑，选择在职读业余大学，至今怀才不遇，浪迹天涯；我和另一个激情同学，读着“勇敢站出来，接受祖国挑选“的大红标语，毅然报考：我因为当初“社来社去”政策的影响，报考了实际上当初我并不喜欢的医科；那个同学因为擅长文科报考了华东师大。结果我们双双成为那“七君子”中至今留守国内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难忘那复习迎考的冬日。从《意见》颁布到我们走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任何辅导资料，拿起65年的高考试卷，我们所谓中学四年读的“工业和农业基础知识”与高中数理化完全不接轨，我自学的初中代数还凑合，一碰到高中的立体几何、函数曲线就彻底傻眼。好在母校闵行中学老师们举办了几期高考讲座，用公式强记、解题速成、押题猜题的非常方式，给我们这批满腔热情而基础甚差的考生进行强化训练。

1977年的冬日，我踩着冰霜走进考场。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日高考，与其说是570万考生在寒风中用热血书写理想，不如说是历史在冬尽春来之际铭刻悲壮。这也是我人生的唯一一次高考，那一切历历在目，铭心难忘：12月11日上午，我们是数学考试，开始的代数我还很自如，到一半左右，随着函数的出现，我只能半蒙半猜了，最后的立体几何，我简直一筹莫展。中学期间每次数学考试都会复算一遍而提前交卷的我，就如此平生第一次晕晕糊糊地在铃声响后交卷，木讷地走回家。那情绪一落千丈，下午不去考的念头数次闪现。是父亲一句“你考不出，人家未必考出”，使我重新走进考场。这段经历成为26年后当女儿高考第一场数学考试砸闷后我开导和鼓励的范例。下午的政治考试，对在火红年代每天下午“七君子”坚持学习的我们如雨得水。12月12日上午的理化考卷让我倍受鼓舞，母校化学老师的猜题竟然八不离九，而物理最后的力学与速度的考题正是我初中自学的强项。下午的语文考试，只有20分是基础题，当年上海卷80分的作文题是记述文“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或评论文“驳‘知识越多越反动’”。尽管我的评论文更拿手，但听取了指导老师的意见，怕政治题目评分随意，保守地以医院一个员工利用业余时间修好医院供暖的事例写了记述文。对自己靠写小评论、调查报告练就的构架、层次、表达，自己还是有点信心的。

77高考后的我们，精神压力确实比现在的考生要小得多。“一颗红心，二手准备”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当初知识、学历的作用没有充分显示时代的真实心态。第二天我就正常上班，那时考上是惊喜，落榜是常理，一切反而很自然。我在高考一周后又参加了电视大学的考试，并在二周后顺利地拿到了电视大学医师班的录取通知书。记得那个上午，地段医院的广播突然呼叫我的名字，瞬间，整个医院都知道我以第一志愿，被全国重点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录取。大家奔走相告，那是整个医院的骄傲，我却站在一边，傻傻地笑着……。

1978年2月18日，医院的卡车二边贴着“欢送上大学”的红幅，敲锣打鼓地来到我家，我被批上大红花，告别了欣喜泪下的父母。在医院院长、团支部书记的陪同下，沐浴着冬日阳光后的春风，沿着我人生的新轨迹，走过了1977年高考这个里程碑。

                       大学期间在华山医院实习时的旧影